包容性很强的佛教每流传到一个地区，就与当地民俗信仰结合，在大多数地区还逐渐被本土文化所同化，这就是世俗化吗？毫无疑问的是，这应属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与基督教的传播相似，可以归属于宗教的分殊化现象。如果一定要说世俗化的话，佛教传播到中国后被宗法社会“世俗化”的事实更不可否认，庙产与住持职位子孙制的传承就是其典型体现。

总之，分殊化与现代化、理性化是紧密联系的，是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突出现象。此外，依据佛教史实、对神圣性概念，我们也有自己的理解：因为佛教本为无神论宗教。就佛教而言可作为其内部价值评判参考系的唯有其根源性。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里，人间佛教就是佛教的“世俗化”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所有疑点不过是依旧俗与神圣两极对立的陈说之推论而已。

当下关于人间佛教争议的焦点在于人间佛教与现代宗教同步的理性化趋势是否淡化了宗教的核心——信仰本身？信仰不但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从实践看，海峡两岸人间佛教教团与寺院之信众的信仰不是淡化了，而是更坚定了。
退一步说，太虚、赵朴初等的人间佛教思想，其实都直接继承了大乘佛教的汉传传统。所以，从实践看，人间佛教之“世俗化”论也是缺乏依据的揣测。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都认为当下佛教“世俗化”了，并把其原因之一说成是由于人间佛教的提倡呢？

       其一为并未深入了解宗教与社会关系的人们自身主观预设之误。他们不理解宗教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鸿沟，从对社会污浊不满出发，以为寺院就是理想中的纯洁所在。而初叩其门，的确也会感受到比社会上更多的纯真。但如果没有很大程度的“委身”，进一步去作深入了解的话，就会未免失望，会感到似乎当今寺院或教会被“世俗化”了。实际上，寺院从来就难免受社会影响，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个小社会，社会上有的丑陋，在那儿也有。就此而言，古今并无根本差异。因而所谓“现代性”带来的“世俗化”，或许就是人们主观预设与实际考察比较之间的印象，而并非真相。

        其二为并未真正了解宗教史，特别是儒家“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深深浸染了中国宗教史料。如果对这点不察，史料本身就会对学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通过学术著作影响读者。儒家这一传统在宗法社会中有其必要性。对此，宗教社会学学者不难理解，因为这会影响宗法家庭的凝聚力——祖先崇拜这一信仰的主要社会功能的发挥。由于儒家系中国文化主流，这一传统对佛教史、道教史同样有深远影响。所以，中国宗教史上，特别是古代宗教内部的丑陋现象被掩盖了，相对于那时数量庞大的僧尼来说，其实高僧也是凤毛麟角。

       其三，与现代性有关的官僚化、商业化等因素对宗教的影响。现代社会的官僚化、商业化等趋向，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宗教。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宗教从来就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相对于社会而言，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在中国古代，儒家固然成为宗法社会的代言人，佛、道也摆脱不了被宗法化的命运。当然，现代的官僚化、科层制虽脱胎于传统，但与古代的官僚制已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样，至少自明清以来，特别是在江南商业茂盛地区，商业化对寺院或道观经济，也早就产生了一定影响。与传统寺院、道观依附宗法制及其祖先崇拜，靠“经忏”或“做道场”谋生相比，甚至不无积极意义。当然，从宗教的意义系统对社会价值观的整合、规范等功能看，过度的商业化会销蚀宗教自身。但不管是官僚化，还是商业化，与宗教社会学中的“世俗化”含义并非一回事。在此，笔者绝非说现代宗教的官僚化或商业化是什么正常的现象，只是认为这与印度宗教被种姓化，古代中国宗教被宗法化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当然，也不否认个别赞同人间佛教的教团中也存在受官僚化或商业化影响的问题。但不必在对西方宗教学理论尚未消化吸收之时，就急于套用并推论；也应当进一步深入了解宗教界内情，而少一些揣测。